原创 显微故事编辑部 显微故事 3天前

北京朝阳区左家庄，有一座影视工作专门用来安置编剧的“编剧楼”。

从1993年开始，这座楼最初的名字，“上康城公寓”，就很少有人再提起。

“编剧楼”里的生活，一般人难以想象。用本期显微故事作者唐山的话说，这里既是名利场，也是一个“创作监狱”：一帮大小编剧在这里封闭式创作，直到交稿之前，吃喝拉撒都在里面。

编剧楼也曾诞生过杰出的编剧，有写出《英雄》和《鬼子来了》的史健全、写出过《温州两家人》的高满洲，也有时下最流行的网络大电影编剧们。

有的人终身做“枪手”得不到署名权、有的人编的电影即将开拍却临时取消最终稿费也没拿到、更多的是抄袭他人剧本以换取生存稿费的“吸血鬼们”。

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现在的上康城公寓，到底是“编剧楼”还是“创作监狱”，越来越难分清了。

文 | 唐山

编辑 | 木蒙

影视圈的人几乎都知道，在北京城里有一座“编剧楼”。

“编剧楼”坐落在朝阳区左家庄南斜街歪歪斜斜的胡同群中。从1993年起，这座楼的本名“上康城公寓”就很少有人提起了，直接称呼为“编剧楼”。

这是栋平淡无奇的建筑，看上去和周边居民楼差不多。如果没有人带领，一般人很难找到这里。

但就在这里，曾先后“关”过不少知名编剧，例如写出《鬼子来了》（姜文导演）和《英雄》（张艺谋导演）的史健全、高满堂（编有《温州两家人》、《闯关东》）等。

在“编剧楼”附近的写字楼里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影视公司，它们多半都是上康城公寓的租户。

因为距离近，影视公司通常直接把编剧们安置在楼里，好密切沟通剧本进度。

用刘夏的话说，“从办公室扔个土豆，就能打到编剧的脑袋上”。

刘夏当过编剧，也曾多次被“关”进上康城公寓。2009年的时候，他转身做了一家影视公司的主管，成为了天天往编剧楼跑、监督编剧进度的“工头”之一。

那段时间，上康城公寓一套房的月租只需6000元。一般情况下，30集的电视剧，成熟编剧用3个月就能写完。如能按时完成，这1.8万元实在不多。

可刘夏从没遇到过一位能按时交稿的编剧，倒是经常有编剧拿了10—20%的定金后，从此人间蒸发。

“为什么要设编剧楼？这帮人太坏，必须得看着他们，无赖什么样，他们就什么样”，刘夏说。

18年没有署名、常年稿费打水漂的“无赖们”

编剧真的无赖吗？游伟却有一肚子苦水要倾吐。

游伟最近编剧的《天涯热土》刚在央视一套播完，那是他去年来署名的第一个作品，但却不是在编剧楼那两年完成的。

2015年开始，游伟住进了编剧楼。在编剧楼的两年，游伟几乎没写出任何作品。

“邻居都是编剧，个个目光呆滞，显然正忍受反复修改的折磨”，游伟说。

当时他的老板是李亚鹏的哥哥李亚伟，“李亚伟管得太细，我写左脚往前迈一步，他就会问，为什么不是右脚？”

搬进编剧楼之前，游伟的创作热情要高得多。

38岁的游伟是湖南常德人，武汉大学德国古典哲学硕士生。上学时，学伦理学的舍友一心想当导演，游伟每天陪看，将IMDB（互联网电影资料库）上排名前500的片子全看了。

因为不喜欢毕业被分配的机关工作，同时恰逢《雍正王朝》如日中天，游伟就去湖南和光文化公司应聘。

当时公司的老板是宋祖英的先生罗浩，聊了两分钟，罗浩就让他来上班了。

影视公司却有和机关一样的饮酒文化。游伟不得不每天陪着领导从早上11点喝到晚上8点，作为剧本编辑，还要晕乎乎地看策划案、剧本，提出修改意见。

恰在此时，公司发生变动。一位导演找到游伟，请他做“枪手”改剧本，每集2万元。

所谓枪手，是编剧行业内的黑话：知名编剧通过名气拿到编剧任务，然后再找小编剧将编剧任务分包，小编剧按 5000元/集—2万元/集分成，但没有署名权。

这样的大编剧，也在行业内被叫做“开会编剧”。

“ 听他们和制片人聊本子，真是让人热血沸腾，一下就把思路打开了。可拿了活，他们自己不写，都是让枪手写，然后他们署名”，游伟说道。

就这样，误因为做“枪手”结算快，能够尽快缓解自己的房贷压力，游伟住进了编剧楼。

但那两年成为了游伟最蹉跎的两年。李亚伟的公司也没有拿到好的投资，游伟自然也得不到什么收入。

一气之下，游伟搬出编剧楼，决定单干。

但真的轮到他自己面对导演和项目时，才发现影视行业的环境有多糟糕，往往是临到要开机了，却遭遇投资人撤资、或者其他原因而半途而废。

直到第七年，游伟的《天涯热土》才正式拿到投资，并在央视开播，成为了游伟做编剧七年来第一个署名作品。

“这在编剧行业内算得上‘撞大运’了”，单黎明听到游伟的经历后这么表示。

单黎明干了18年编剧，写过40部以上的剧本：有电影，有电视剧，还有纪录片，但始终没得到署名权，甚至有的剧本连稿费都没有收到。

搬进编剧楼是单黎明入行的第二年。

当时，某剧组开机在即却临时将原剧本推翻，急请人重写30集，要求3名编剧在30天内完成。

单黎明此前本职工作是文学杂志编剧，平媒的稿费仅千字百元，做枪手写剧本，却是千字千元。

单黎明接到了这个活儿，“以为捡到赚钱的机会”。他马上就决定住进编剧楼，每完成3集，便交导演审一次稿。

结果，干到15天左右，导演突然不怎么来了。几天后，大家觉得不对味，再去找导演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从编剧楼搬出那天，单黎明发起高烧。他自己租的房子在5层，因为通宵熬夜写剧本，最后他连回家上楼的力气都已没有了，只好手脚并用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，爬回“家”。

2018年，单黎明有一个转行的机会，某平媒请他去当总监。

对于47岁的人来说，这可能是最后的职场机会。再加上，单黎明因为长期伏案工作，患上肩周炎、颈椎病，转行的意愿也逐步攀升。

同时，一位导演找到单黎明，承诺这次不论如何，一定给他署名。

单黎明犹豫了整整3个月，最终还是放弃了总监职位。跟着导演“进了山”。

在拍摄过程中，单黎明遭遇了一次车祸，捡了条命回来。然而，全部素材拍齐开始剪辑时，导演被查出肝癌，4个月后去世了。

“他是个好人，可惜我们相遇得太晚了”。单黎明和导演签的是分五次付款的合同，尾款20%照例没拿到，对此他已习以为常。

他说，“干编剧这行，很少有人能拿齐尾款，有合同怎么样？还能真去打官司？”

这边为稿费维权打官司，

那边抄袭90%国外电视剧

“干编剧这行，被骗剧本的几率是90%”，土哥说。

土哥入行七年，也没有自己的署名作品。但他的很多作品已经被许多知名编剧拆解成若干情节，最后出现在影院、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上。

影视行业有一个奇怪的逻辑：谁也说不好你的作品质量如何，你必须拿出成功案例。可大家都不给新人机会，所以他们永远无法得到成功案例。

这导致圈里不少编剧更迫切得想出名。因为只有名气能够带来最持之以恒的收入，否则可能要做一辈子“枪手”。

土哥说，“凡是对你大加赞赏，让你先写个几万字大纲的，多半再无下文”。那些编剧骗几个大纲后，再攒成一个，就成了他们自己的。

土哥电影学硕士毕业，长辈在电影院工作，本想一毕业就做编剧，但当时看到一则招聘广告：编剧月薪2千元，路边饭馆招服务员月薪3千元。

为了生存，土哥当过记者，还在培训老师，但割舍不下“电影情结”，他也兼职给电视台当栏目编剧、拍网剧、做枪手……

为拍“真正的电影”，他还曾跟着一位香港“大编剧”干，眼看就要成功，钱也拿到手了，可老板一句“不想拍了”，一切努力付诸东流。

大学编剧老师曾说，“干电影这行，要抱着毕业后穷十年的决心”。土哥算了算，自己还有3年。

疫情期间，父亲来他租在北京三环的房子看过他，进门看了几眼，说：“再混不出来，搬北六环去好吗？”

土哥是个现实主义者。他觉得，就算抄袭严重，他也给自己挂上一个“护身符”： 只有签合同、给定金，他才交大纲。

没想到，这却给他惹来麻烦——一位学法律的制片人拿到大纲后，认为不合格，要求土瓜湾情哥双倍赔偿，否则就去“告”他。

拿诉状时，他才明白，这竟然是真事。

那天来法院的人排队就排了小半天，当时他开始后悔：对方有投资人，可以找律师代取，而自己只能单打独斗。

“打官司太牵扯精力，那段时间我都快成神经质了，天天自言自语，在反驳对方，也没时间写别的东西赚钱”。

又想生存，又想出淤泥而不染，在编剧行业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事情。

“在整个影视行业中，制片人、导演、演员都可以说剧本不行”，田若认为，“编剧的地位实在太低了，只要是故事，就永远无法让所有人都喜欢，包括四大名著，照样有人不喜欢”。

土哥说的3000元月薪的编剧岗，田若干过。为了省钱，田若租住在沙河，坐公交去国贸上班，每天路上要花4个小时。

整整1年，田若看了无数个别人的剧本，以为摸索出编剧的窍门，还去了杭州一家公司当编剧。

那家影视公司的操作方式，让田若彻底对影视行业失去信心。

该公司有一个剧本库：所谓编剧，就是从中摘抄各种桥段，将它组合成作品，改一下人名即可。一天一集，都是“抗日神剧”。

但无奈该公司有较强的发行能力，能做到每部电视剧都卖给地方卫视，因此根本不用考虑情节和故事的合理性 

剧本需求量大，让田若也开始抄袭，即便是只抄不写，每集也能拿到5000元稿费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行业秘密，国内的电视剧90%抄自国外，剩下10%是抄的”，田若说，“现在完全原创的电视剧几乎没有，大多是从国外拿骨架，咱们填细节。”

即便如此，稿酬也这只能保证了田若的基本生活。2018年，田若的孩子在北京出生，但她依然在外地打工。

“做编剧最大的好处是，能把你的心撑得很大。今天写，明天就挨（制片人、导演等的）骂，很多人受不了，就死在这条路上了”，田若说。

失衡的生态链：

创作者从“梦想家”变成“全职老赖”

整个影视圈食物链充满竞争、金钱和利益冲突，算得上血腥万分，而编剧则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。

陈佳曾在某头部影视平台做编剧。入职前，她对该平台的制作能力感到疑惑，明明广告收入颇丰不差钱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好的作品。

直到真正入职，她这才意识到，在逼仄的大环境中，创作有多难。

一次，她提交了一个有关消防员的剧本，立刻遭到制片人的斥责：“火场的戏这么多，拍摄成本得多高？怎么能出现这么多？”

陈佳辩解道，既然是写消防员，要故事好看，这些场景必不可少。制片人懒得听，说：“最多只能出两个小火场，不能有大火，否则拍不了。”该剧本最终被放弃。

“这样的事太多了，剧本里写女主角怀孕，可开拍时，明星一句‘保持形象，不演孕妇’，整个戏都得改”。

明星考虑形象，投资人考虑回报，导演夹在中间，但所有人都可以指责编剧。

陈佳说，没有人会讨论剧本的审美，都在讨论票房和点击率，最终都是资本说了算。“编剧拉不来投资，靠别人吃饭，当然最受欺负。”

即便陈佳所在的平台，靠积攒的流量庞大，虽有一定选择权，可平台也得依赖广告商。而广告商没时间看剧本，只看有没有明星，是不是大IP。 

结果是，所有创作者都得靠明星吃饭。

根据“限薪令”，明星片酬不得超过成本40%。但陈佳认为，这无济于事，行业失衡严重，这里减少的成本，就要在另一个地方补回来。

“千万别找北影、中戏的人，

他们早都学坏了”

刘夏之所以把编剧们称为“无赖”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太懂编剧的“顽劣”。

从5千元一集的枪手、混到每集20万、有署名权的编剧，刘夏一步步走来。

后来摆在他面前两条路：一是成为每集40—50万元的大编剧，并且雇一堆枪手给自己干活；二是直接做影视公司高管。

两条路他都不忍放弃，只好白天办公，晚上继续编剧。

这也让他对于编剧群体的生存状态理解地更深刻，“不论你盯得多紧，住进编剧楼的这些编剧们，都在私下给别人干活”，因为他也一样。

即便一个新人突破层层考验，成为知名编剧，依然要为生存操心，同时还要吸“年轻编剧的血”。

刘夏曾请来一位业内著名编剧住进编剧楼。名编极难伺候，对方要求找一个合格的助手，先后推荐了100多人，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交了提纲，有的在业界已小有名气，却无人通过名编的面试环节。

前后花了将近100万元，刘夏才意识到，名编只想拿钱，根本没想干活。

 “找编剧，千万别找中戏、北电的人，他们早都学坏了。其实找一本成熟点的小说，让中文系的学生口述笔录，然后再自己润色一下，比任何编剧写的东西都强。”

边写剧本边当高管，才一年多，还不到50岁的刘夏因脑溢血，突然倒在地上。

经过急救，捡回一条命，手术时，将刘夏的额骨一角削掉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半个额头明显瘪下去，无法出门，后用合金修补，才恢复原状。

疾病让刘夏失去了工作，也没人再找他写剧本了。后来他自己拉投资，直接找资方投自己的本子。

接受采访时，刘夏说自己在这几年在谈一个上亿的“大项目”，但第一个电话拨过去，他的手机却是欠费停机状态。

眼下，疫情还没结束，编剧楼变得更难让人接近了。

在上康城公寓外的小区栏杆上，挂着红标语，上面写着：“加强防护，不恐慌，信科学，不传谣。

编剧楼对面的餐馆都已开张，但白天只外卖，晚上6点后才可堂食。

下午两点多，北京艳阳高照，但编剧楼的窗内，所有灯都亮着。

刘夏指出其中一个窗户跟我说，我们这一拨人已经被榨干了，但总会有新一拨的年轻人，源源不断地住进去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游伟、刘夏、单黎明、田若、陈佳等均为化名）